U8国际- U8国际官方网站- 体育APP下载历史上女性地位变迁回望兼论劳动妇女节的来源

2026-03-10 11: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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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人类以群居方式生活。这很容易理解，在原始社会，生存环境极其艰苦，危机四伏。单个个体离开群体后，生存都很难，更不用说血脉繁衍。只有同吃、同住、同劳动，族群内自由交配，共同抚养后代，才能不断壮大族群，才能进而应对大自然的各种动物袭击和其他人群劫掠。在原始社会，如果采用后世的小家庭生活模式，根本无力应对男性易死于捕猎、女性易死于难产、幼儿易死于疾病的高死亡率状况以及种种瘟疫、饥荒和自然灾害（安生语）。

　　在经济上，她们无权拥有或控制任何财产，不能签订价值一斗大麦以上的契约，一切经济事务只能由男性监护人负责处理。在政治上，她们完全被排除在社会管理之外，既不能参加公民大会，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法律上，她们被认为没有行为能力，梭伦立法时曾规定“凡在女人影响下所为之事，皆于法无效。”在婚姻生活上，妇女须恪守妇道，严守贞操，须在女奴或某个亲人的陪伴下才能上街（郭玉莹语）。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直言不讳：“女人是弱者和低等人，接受一个女人的命令，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同时，在信仰雅典娜女神的雅典人看来，妻子除生育子女外，不过是一个婢女的头领，甚至如果“人类有其他方法生育，那么女人就可以不存在。”

　　以“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齐国为例，通商的便利和纺织技术的先进，使“天下之冠带衣履皆仰齐地”，也使纺织业成为当时支持齐国财政的重要产业，齐国统治者极为注重培养女性的纺织技能，女性成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齐国妇女在当时社会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秦国自商君变法后，女性不仅可以参与社会生产，还有经商、施医等事业的权利，除此之外，女性即便在婚后也拥有独立财产权，只有犯罪的情况下或死亡之后，其财产才能归于其丈夫所有。正如前文《史记》中的“巴蜀寡妇清”，秦简中曾有“女为贾”的记载，妇女经商并非少见现象。

　　在后来时代中，对于核心权利的继承权而言，尽管在汉魏时期没有明确规定妇女的继承地位，但从古书上记载的当时社会传统习惯中，依然可以看到女子享有继承权的事实。民间谚语“男承家产，女承衣箱”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谚语是指女儿在出嫁时可以从父母处得到一份嫁妆，那么从娘家财产继承的角度来看，女儿的这份嫁妆实际上就是女儿作为财产继承人对父母遗产的提前继承。及至唐代，法律首次确立了女性的财产继承地位，赋予未婚女子、出嫁女子以及寡妻不同的财产继承权利。

　　抗日战争时期，妇女解放依然面临很大难题。以陕甘宁边区为例，流传着这样的谚语：“打倒的婆姨揉倒的面”“再好的闺女锅台上转”“娶来的媳，买来的马，任我骑，任我打”“女人不是人，母猪不敬神”，这些陕甘宁边区普遍流传的民谣谚语，皆反映出了男性农民们极深的夫权思想。普通民众中有90%以上都是文盲，妇女就更谈不上接受教育，除极少数富裕人家的女子外，普通平民家的女子几乎都不识字，如“盐池县100个妇女中仅有2个识字的，华池县200人中只有1个人”。1939年3月，中央妇委在《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中，将“坚持抗战，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当前妇女运动的总方针。至1940年8月，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已吸收边区妇女总数的70%，参加的妇女人数增加至21万人，比1938年增加了4万多人。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劳动妇女的父兄、儿子或在前线浴血战斗，或走在支前的路上，后方农业生产的重任就落在了妇女身上，她们用辛勤的汗水、坚韧的意志和聪明才智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妇女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淮海战役中，胶南地区采取妇女干部与实业干部分头负责的方式，召开妇会长识字班长会议，讨论妇女怎样支前的问题，提出：“男人能推车抬担架支前，妇女在后方做鞋也是支前。冬季生产，男的打油开粉坊、运销拾粪等，妇女做一双鞋能挣3000元，能买60斤地瓜，可以供３口人过５天日子。”男女平等根本在于经济平等，妇女能赚钱养活一家老小就不用看男人脸色吃饭，改变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局面，也就提高了妇女地位。

　　1954年底，贵阳息烽养龙司乡堡子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的许多男社员轻视女性的旧思想还未扭转，不赞成妇女出门干活，导致全村23名女社员只有三四人出工。她们和男社员干同样的活，但以当时的工分制来算，男社员每天记7分，女社员只记2.5分，严重影响了女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村里劳动力不足导致群众吃饭困难。这时，任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妇女主任的易华仙提出：“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女社员也应该出工，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就这样，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插秧，调动了全村妇女的积极性，使农作物产量增加了三成。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发表了《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表彰实行男女同酬的第一村——— 堡子村。

　　1949年，城镇女职工人数为60万人，仅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5％。1958—1959年间，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至1994年，全国女职工人数已达到56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38％。2010年，妇女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比例为46.8%，2017年，公有经济企事业单位女性专业技术人员1529.7万，占比48.6%，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达到55%。2017年，全国党政机关女干部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的42.2万增加至190.6万，占干部总数的26.5%。2017年，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新录用公务员中女性比例达到52.4%；地方新录用公务员中女性比例达到44%。2018年全国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中，女性比例为22.2%，比2015年提高1.6个百分点。2018年，女党员占党员总数的27.2%，比1956年提高16.7个百分点。党代会代表中的女性比例逐步提升，党的十九大代表中的女性占比24.2%，比1956年党的八大提高14.9个百分点。

　　在1952、1956和1958年进行的扫盲活动中，全国各地纷纷建立夜间学校、民办学校、识字班等等。到1958年，全国已有1600万妇女脱离了文盲状态。2017年，女童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9%，与男童完全相同；普通小学和普通初中在校生中女生比例分别达到46.5%和46.4%，比1951年分别提高18.5和20.8个百分点。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实现男女平等。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女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已达52.5%，女研究生占研究生总数的比例已达48.4%。